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

徐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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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和厘革，会在阅读里留下陈迹。”
已往，在文学研究或其他研究范畴，我们的注意力都只是会合在作者本人和他写出的文本上，对于“阅读”这个问题，关注的相对较少。一本书是哪些读者在读？怎么读的？差别身份、差别期间的读者有什么差别反应？作为物质方式的书籍与阅读构成什么样的关系……
这种种问题，我们很少会想到。前些年出书的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的《阅读史》，就是讨论人类阅读行为的汗青变迁：“阅读”在汗青上的厘革，纸张、印制、传输等条件的改变对阅读产生的影响，如在欧洲，专门供誊写、阅读的书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印刷条件的改变会给写作跟读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阅读是人生存基本方式的一个重要精神运动。有位学者说过，如果一个人每年都读一遍《堂吉诃德》或《哈姆雷特》，然后每年都把读这本书的感想记载下来，那么这个记载也是他的生命史。
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界说过于夸张，或许可以这样以为：他的生命状态和厘革，会在这个记载里留下陈迹。
02.
“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会跟这本书创建起一种特别的关系。”
阅读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谁在读；读什么性子的书；读书的具体条件、情境、时间、地点、情绪状态……不管有没故意识到，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就会跟这本书创建起一种特别的关系。
读一本理论书跟读文学作品，你的心态与等待，和这本书的意趣，是完全不一样的。读新书和旧书的感觉也不一样。
已往，我经常去北大旧刊阅览室，那里网络1949年从前的报纸杂志。固然，如今旧刊不大容易看到了，因为年代久远，几十年前的报纸刊物翻阅很容易破裂，所以一般不外借。可能都会制成显微胶卷，或者扫描在电脑上供研究者阅读。如果你手里拿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至更早的时候印制的书刊，跟读如今出书社重新编印的相比，信赖你的感觉会有很大的差异。你会感觉到你触摸到的东西，那些纸张、字体装帧编排方式，以至广告……致使你想象什么人在阅读时会在上面留下印迹，你全部的想象都会与具体的汗青情境相交融。
精装本跟平装本，横排或竖排，读的过程中的感觉也会不一样。书的厚薄程度，也会影响人的阅读感。比如说，诗集需不必要印得那么厚。如今有些诗集很厚，拿在手里头沉甸甸的，觉得很不舒服。
几年前在福建三明开一个诗歌座谈会，是吊唁福建的一个书生的。他一辈子热爱诗歌，不仅自己写诗，还为培养本地诗歌爱好者、开展诗歌运动，付出大量心血。他得了癌症去世，福建省为他举行一个吊唁会，出书他的诗集。他健在的时候，没有得到出书诗集的时机。所以，这次就将他全部的诗都收进去，有六七百页。
这固然是好意，但是对读者来说，就有点尴尬。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位书生的创作，一般读者拿在手里就觉得有点难办。从头读起吗？读了六七百页你另有没有感觉？选读的话，又从哪一页读起？座谈会上，我就说了一点题外话。我说有点吊唁三四十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出书的诗集，经常几十页，一百来页。我说读诗的时候，手中应该是轻的感觉；应该是让阅读的人有更多时间在上面停顿。薄的诗集，拿在手里，你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我说的也许不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另外一个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读选本照旧读全集。固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大家不会去读《全唐诗》或者《全宋文》。莫言前些日子得了诺贝尔奖，人民文学出书社就赶印收入他全部作品的20卷“文集”：这是对这位作家的致敬。也是有经济长处在内里。那么我们是读《莫言全集》好呢，照旧读他的一些选本？其他小说家和书生也是这样。我们偶然候会觉得全集漫无头绪，不知道怎么读。但是偶然候又觉得选本不大放心，容易被选家牵着鼻子走；因为有的选本带有汗青的、个人的偏见。所以，偶然候我们会不大信托选本。
另外，我们读书偶然候可能会“想固然”。哈佛大学东亚系传授宇文所安有一本书叫《他山的石头记》，在谈到古代写作和阅读的时候举了这样的例子，说在先秦或者战国期间，写作、阅读是怎么进行的，接纳什么方式？当时的写作和阅读与当代社会比较，有什么差别？我们知道在先秦、战国期间，写作是刻在竹简上，那么，一部书他要刻多长时间？是写作者自己刻照旧雇人来刻？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对文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就是谁有权阅读？一部书要多少竹简才气容纳全部内容？这些竹简藏在什么地方？什么人才可以或许读到它？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方式？这些问题从前我们可能没有细想。“书籍”的物质条件，对写作跟阅读肯定都会产生很大的制约。
开顽笑说，书的订价也会影响读书的选择和情绪。我前年出了一本书叫《我的阅读史》，北大出书社出书的，收入我个人类乎读后感的文字。我跟出书社编辑说，书的质量一般般，你们就别订价太高，要不读者不乐意买。可是他们不听我的，二百多页吧，订价38块钱。38块钱多照旧少啊？着实我真有点忸怩，会问自己，那些文字能值那么多钱吗？2011年我应广西那里的几所学校的约请去授课，住在南宁的一家旅馆里，晚上没事就翻看他们放在房间里的质料。此中有一份是“送餐菜单”，内里有一个鸡蛋炒饭，订价也恰好是38块。这样一对比，我就放下心来，无非就是一份鸡蛋炒饭嘛！不外，如今也有相反的：有的书订价如果太低，销路也不好。因为有的人有很多钱，喜好买美丽的书。读起来感到舒服，即使不读，摆在书架上，也显得美丽气派。
如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已往我们对书籍有一种“饥渴”感，如今这种感觉已经失去，或者不多了。
昨天我跟李保民老师聊天，说80年代初他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在听完课后，利用休息的十多分钟时间，赶紧跑到书店看今天有没有来新书。如今谁还会有这样急迫的心情？
已往是渴望拥有书籍的期间，如今是书籍拥有我们的期间。我们被大量的书包围，每年出书的书那么多，书店里各种读物琳琅满目，得到图书变得那么容易，已经不再有“饥渴”的感觉了。我也是这样。50年代我上中学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零费钱，第一次买到的两本书，一本是郭沫若的《女神》，一本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选》。那种拥有自己的书籍的感觉，那种快乐，如今的人不容易领会。
所以，就是刚才所说，如今是书籍拥有人的期间，而不是人渴望拥有书籍的期间。就像如今有钱的人被款项所拥有，当权者被权力所拥有。当人被书拥有的时候，就没有那种非常渴望读书的心情。
这个厘革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的。1991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的时候，当时CD唱片在国内照旧稀罕的东西，价格也昂贵。在日本也不自制，但是公共图书馆可以出借。我就到图书馆借返来听，或者复制在录音带上。借到一些心爱的唱片的时候，走在路上都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情。如今CD那么多，包括古典音乐的引进版，很容易得到。不久前我在“当当网”看到一些引进版的古典CD在降价，5块钱一张。而从前同样的进口CD要卖到一百多。所以，东西来得太容易，好，也不好。
容易得到的东西通常不知道珍惜。
03.
“阅读是一种降服。”
开头提到的曼古埃尔的《阅读史》，说到因为印刷术的出现产生了一些错觉。比如说，一部书稿可以成批，可以成千上万即出来，它们的装帧设计都千篇划一，所以会在读者那里引起错觉，以为他们读的是同一本书。但究竟上，曼古埃尔说，他们读的不是同一本书。假如我们同时拿起同一个版本的《杜甫诗选》，能说你读的《杜甫诗选》，跟我读的是同一本书吗？道理着实很浅近，因为“一千个人眼中有千个哈姆雷特”。
萨特说过，书要是不被人阅读，它就只是涂在白纸上的黑色污迹，而一旦被阅读就肯定和特定读者创建与他人差别的关系。所以，书生西川在他的《深浅》这本书里有这样两句话：
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遍体鳞伤；杜甫得到太多的赞誉，所以另一个杜甫肯定一无所获。
就是在《论语》里看到的东西，或者引申出来的道理，差别的时候差别的人可能差别很大，甚至背道而驰。
……
我们经常讲，写作是一种“降服”，着实阅读也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降服意见意义跟阅读风俗的局限。有一些不好的或有缺陷的风俗，是当事人不太可以或许意识到的。
前几年我跟北大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去埃及观光，在尼罗河坐游船看风景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就拿出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来读。一个已往的弟子、如今是中文系的老师看到我在看这样的书。她大声喊起来：“老师，你也太夸张了吧？！”因为别尔嘉耶夫是俄国学者、思想家，他这本书是很严肃的学术著作。我猜，这个弟子以为旅游就是放松身心，我却读这样的书，而且照旧在公众运动的汽船甲板上，真是故作高深、装模作样，装作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高深问题、很有学问的样子。
这件事提示我来检验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读书、爱好的偏狭。从前我没故意识到这是个不好的风俗，自以为时时刻刻都要读“有效”的书、“有代价”的书。对比起谢冕老师来，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爱好、读书范围比我广阔得多。
固然，他也读学术书、史料、诗集、批评，但也读汗青掌故、各地风物志。他会拿着圆明园的平面图去遗址实地勘察，也网络各大菜系的菜谱，既品尝精美食品，也对路边摊的羊杂碎汤津津有味。这就是康健的、“正凡人”的生活和兴致，而这是我所欠缺的地步一一差别的环境有差别的阅读。
所以，在大部分机场的书，你们不会有看到深奥学术书，也不会有小说。大部分是帝王系列、康熙王朝什么的，或者是如何炒股、做买卖发大财、怎样经营管理等，而不会出现《俄罗斯思想》或马克思的《资本论》。
04.
“对差别的观点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专业和非专业的书籍，偶然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然后，我要谈的是有关专业阅读的问题。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学校教书、做“学问”，从1961年大学结业后这几十年都做着这件事，履历非常单调、贫乏。高中、大学阶段，读书的选择还比较随意，后来大部分都是从“功利”出发，从教学、研究课题出发来选择书籍，目的性非常强。要研究哪个作家，就读他的作品，有关他的资料；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也尽可能网络相干资料，灰尘扑鼻地翻阅旧书刊杂志。当代的有些作品，读起来真是没有味道，五六十年代许多文章、资料，相当枯燥，绕来绕去的文风。可是不管你是否喜好，为了教学，不读不行，硬着头皮也要读。着实写那些文章的学者、批评家，不是才情不够，他们是没有办法。即如，如今我们读它们也是没有办法，做学问就意味着有许多时候要硬着头皮。
这是一种“职业式”的读书，你从事这个职业，吃这碗饭，就必须这样做。北大中文系的李零老师在他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媒介中说，“学者的命就是替人读书，因而经常无法享受阅读的愉快。如果他受毕生之苦，甘之若饴，非要别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劳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种“不仁之至”系列，这个问题想起来太苦，不想了。不外，退休之后确实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可以或许选择自己比较喜好的书和文章来读。
专业，或者职业阅读的问题，我有两点发起。
一个是会在差别的书里看到差别的观点，会有很大差别，甚至相反对的主张。如果他的观点不是那么令人气愤，比如说反人类，为法西斯什么的张目，那么，在通常环境下对差别的观点可以保持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
我们不肯定总要在书里寻找乐成者和失败者；更值得寻找的可能是乐成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不要把变乱想得太极端。
即使有些观点看起来不是很能站得住脚，也可以想想这样的观点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出现的，可能给我们什么参照，在观察问题的方式上是否能提供某种启示。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最近中国文学界的大喜事，几十年来，这个奖对中国文学界是个“心病”。好了，如今终于有中国作家得奖了，按理这个“心病”应该治愈了。可现实不是样,照旧有许多人不高兴，或者说他不够格，或者说至少有十位中国作家可以得这个奖。对于中国社会政治、世态民气，莫言有许多表达，多是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我们照旧要把重点放在他的作品上。
莫言在担当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时讲了许多故事。最后一个故事是许多年前他爷爷讲给他的。说是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狂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另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有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担当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乐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他就出去担当惩罚。”于是大家就抛草帽，此中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乐意，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莫言说，故事的了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这让我想起日本学者近藤直子、加藤三由纪她们的一些活。她们谈到韩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说“人类是组织群体而生存，这种生存方式里埋伏着暴虐性”；像丙崽、阿Q这些人物，都是“团体”中的异类，当“一个团体面临危机，就把异类奉献给外面世界或排除到团体之外”。那个被扔出庙外的泥瓦匠，不就是因为面临危机所“造出”并加以“歧视”，被排除到团体之外的“异类”吗？这个解读，信赖和同学们在讲堂上听到的很不雷同。这个固然不能代替传统上对《阿Q正传》的表明，但至少可以成为一种参照。面临危机而不停制造“异类”，抛出“异类”，是我们这一辈子经常面临的究竟。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如赵园老师所说的“戾气”。赵园老师80年代研究现当代文学，后来转到明清思想史，观察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民气态。她说，明清易代之际，社会氛围和士民气态广泛弥漫着一种“戾气”——极端、苛刻、暴力、痛恨，一种病态的豪情。有爱好可以读读她的《明清之际土大夫研究》这本书。
另一个发起是，专业跟非专业书籍，偶然候不要分得那么清楚。如今经常说的跨界视野和跨界研究，就是要冲破在“专业”上的狭隘设限。
我在台北的时候，很偶然的时机，有人送我一本台湾大学出书中心刚出书的书，蔡振家传授的《另类阅听：演出艺术中的大脑疾病与音声非常》。他本科结业于台大物理系，接着在台北艺术大学研究所读硕士得到硕士学位，之后在柏林海德堡大学音乐博士班结业，回到台湾以后，又成为了台大工学院应用力学研究所和台大医学院耳鼻喉科的博士后，研究范畴涉及戏曲、音乐、生物音乐学、生理声学、音乐声学，一个人可以涉足看来完全差别的范畴，着实让人惊奇。给他这本誊写序言的，主要也是台湾医学界的名士。
在论述艺术创作，特别是演出跟大脑疾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分析了这样两个“案例”。一个是舞台上孙悟空的演出，他说孙悟空的那些动作，是种疾病的体现。孙悟空的演出，体现了医学里的“妥瑞症”病征。“妥瑞”是法国19世纪的一个医学家发现这个病而用他的名字命名。患上这种症状的人就会有情不自禁的动作，包括脸部的抽搐，不停地眨眼睛、噘嘴巴、装鬼脸，脸部扭曲而且耸肩膀、摇头晃脑另有怪叫。他说孙悟空的演出完全就是“妥瑞症”的症状。
然后他又分析了《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我上大学的时候,通常会说《牡丹亭》体现了“个性解放”，感情上对理学禁锢的挑战。蔡振家从医学、疾病的角度，以为杜丽娘是患上一种叫“躁郁症”的病。“躁郁症”应该是生理、神经病症，由生理的障碍跟情绪的障碍引起，担心和躁狂两种特征反复地出现，狂躁的时候就幸福到顶点，看见开花，就有非常快乐的感觉，而且容易有一种性的抱负，活力十足、口若悬河、思绪敏捷。对当代人来说，狂躁症发作的另一个征象是盲目购物，但是杜丽娘的期间购物消费还不达、担心的时候，觉得自己就要死掉，觉得生命没有什么意义。蔡振家说，“《牡丹亭》里杜丽娘的体现就很符合这个症状。作品里不是写她‘游园赏花，触动心情，继而寻梦不得，因而死亡’吗？这就是躁郁症的典范的病史。躁，起来促水朝妆，由她自言自语……”蔡振家还引用台湾一个躁郁症患者在她病愈以后的自述来加以证明。
我读了这部书，感觉有点丧气，原来我们书里的那些优美人物，是精神不正常、大脑疾病患者。不外回过头想想，他的研究对我们也有许多开导。我们常把“艺术源于生活”挂在嘴边，这些例子不就是“源于生活”吗？有什么好抱怨呢？但是“艺术”又的确不是“生活”。我们必要文学艺术的来由就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苦难也好，现实的生活状况也好。
读了《另类阅听》，虽然感觉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被贬低了，但是认识到文艺创造的重要性。人们必要的，是它们的那种超越具体生活情境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研究性病跟音乐家创作的关系。这个提及来有点不好，因为这些音乐家，包括贝多芬，海顿，舒伯特、帕格尼尼等等，都是我，也可能是你们喜爱的。音乐，特别是器乐作品，与我们具体生活情境的关联很间接，更具有种精神上的“纯粹性”。
可是听到这些作曲家是性病患者，他们头上的“光环”就黯淡下来。不外，蔡振家另有其他研究者以为，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性病在它发作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幻觉，对艺术创作会有某种作用、意义。
这个问题着实没有须要回避，固然也没有须要夸大。良好艺术产业然是才情过人，但是艺术创造也是很复杂的变乱，不必要过分浪漫化。我们从这里也能认识到，不是像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任何艺术都比不上生活的美；相反，生活有所不敷，才必要艺术。
05.
“静下心来读一本书。”
阅读就是资助我们相识自己，资助我们相识他人。我的发起是，大家可以或许多读一点书。
我们的社会是个浮躁的社会，就像有人说的，中国的“高速列车”已经开动，而且好像停不下来了。在这样夸张的情境下，最难得的是要得到一种比较平静的心情，静下来去读一本书。
从里头去领会他人表达的道理，温习自己的体验，提拔自己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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