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拼音回译成对应的中文名字，如何规避模糊性？

履历表

近期，电影院放映了一部名为《The Six》的记录片（中文译名《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影片围绕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船变乱中幸存下来的六名中国人睁开，追寻他们在这场人类史上最大海难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和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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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图文无关） 王海欣 摄
海难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亲历者都已离世，拍摄团队只能使用各种渠道，钩沉历史记载和资料，探求关于这6位中国人的蛛丝马迹。按照当时登记的记载，船上共有8名中国人，分别是Fang Lang、Lee Bing、Ali Lam（后被证明是“Ah Lam”）、Chang Chip、Choong Foo、Lee Ling、Ling Hee和Len Lam，登记身份为海员（Seaman）。这些人在海难之后也都比力低调，很少与旁人尤其是媒体提及这段经历，使得干系的侧面佐证并不丰富。而拍摄团队面对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题目就是找到这些登记的名字对应的中文原名。实在，把中国人名字的英文回译成中文，不停都是一件令人感到头疼的题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英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
汉字具有音调，类似的拼写，不同的音调，就代表着不同的汉字。通常将汉字按照规则转写成对应的英文时，并不会对姓名标注音调，一是由于英语这种语言本身并不像法语那样有类似的重音符号；二来转译之后的名字，对于英语母语者而言只是一个便于区分和辨识的称呼，并不会产生类似于中文母语者看到中文名字之后所生发的感受。这种做法就造成了一种辨认上的暗昧性，给译者将这些名字回译成中文时造成了巨大的难度。
另外，中国和国际上普遍采用两种不同的中文拼音体系，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地方，人们普遍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法，由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等人互助体例而成，清末至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另一种是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聚会会议批准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方案公布后，即成为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惯用国际标准。
正是由于有两种拼音体系的存在，而且两者具有使用时间上的先后性，使得即便是同一个人名或地名，按照不同的拼音体系，就有不同的拼写方法。另外，先前已经存在的威氏拼写，厥后又出现汉语拼音拼写方法，旧拼法的存弃和新旧拼法的同一，也是译者普遍面对的一个题目。比方，按照规则，蒋介石的威氏拼写为Chiang Kai-shek，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奇在其2008年10月出书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题目》一书中，其翻译为“常凯申”，成为了学界至今仍然乐于挖苦的笑柄。
将拼音回译成对应的中文名字，固然面对着诸多存在已久的困难，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和困扰，但这也并非是一个无解的题目，而解答这一困难的关键就在于降低因中文一音多字征象造成的暗昧性。
首先，在单靠一条人名拼音线索无法锁定对应的准确中文人名的环境下，就需要依赖其他的线索作为佐证。《六人》的拍摄团队通过查阅美国国家档案馆、向干系知恋人士求证等多种方式，试图用相互吻合和互为佐证的证据，最终确定这六名中国幸存者真正的中文名字。这种做法很值得参考，尤其是当译者对于有限的信息束手无策时，可以充分使用可获取的信息，以便有利于做出最靠近真相的判断。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源头出发，对于人名拼音做更多的规范，以淘汰回译时面对的暗昧性。比方，可以对拼音加注音调，可以在一定水平上缩写检索范围。这种做法已经被一些学者和期刊所采用，但仍然无法完全规避暗昧性。所以，可以采用在人名后加括号，括号内补充对应的中文人名汉字，这种“一对一”的做法等于是上了双保险，完全消除了此前“一对多”的环境制造的暗昧性。括号内的汉字，对于那些看不懂中文的外国人而言并偶然义，但为译者回译时创造了巨大的便利。
文/一勺风
编辑/崔巍

来源：https://xw.qq.com/cmsid/20210511A05LJ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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