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丨简历投出去3个月没回音 大城市漂泊7年的她回了老家

最初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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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崔一凡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1
不少合租的年轻人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室友搬走了，在一段时间里，自己需要面对一个空空的房间。这似乎是件突然发生的事。几乎所有人都提到，室友走时，忘了关上房间的窗户。这个季节风大，把房间吹得呼呼作响，大到让年轻的女孩们感到害怕。
在微博、豆瓣和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媒体上，有时候也会在微信朋友圈里，你能看到日渐增加的年轻人招室友的信息。一些人离开大城市，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说不上是好是坏。在生活的岔路口上，疫情缩短了人们犹豫的时间。或者像已经离开的刘歆说的那样：“这次疫情就是老天爷给我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如果为突然的离开加一个注脚，得看看离开时他们留下了什么。23岁的林瑶与一位音乐老师合租，疫情发生后，这位总是打扮很潮的室友再没回北京。她拜托林瑶把她所有的东西寄回家，只留下一把吉他。“以后有时间再回来拿，”她说。这是她的心爱之物。以前，她常在房间弹，都是些轻柔舒缓的音乐，不会让室友们觉得吵闹。
在已然空荡的房间里，林瑶看到床单和被子还堆在床上，一张穿衣镜竖在房间角落里。一同被留下的还有窗边的几盆小植物，说来奇怪，这间房的窗户被另一栋楼挡着，是终年不见阳光的。
如果不是为了关窗户，林瑶没有机会窥探室友的生活。必须承认，在北京的合租房里，你无法要求更多了。她们居住在北五环的一套长租房里，三居室，没有客厅为她们提供社交空间，日常的交集仅限于疫情期间排队做饭时的寒暄。跟我说起室友时，林瑶只用“一号房的姐姐”和“二号房的姐姐”指代。现在，两位姐姐全都离开了，就像她们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她在微博上写道：“慢慢走吧，想要的总会有吧。”
“这个城市，能让那么多年轻人来了然后又走，感觉它像一个轨道一样，很多人想顺着轨往前走，但是有很多脱轨的意外发生，也不是主观（选择），但它就是发生了。”同样失去室友的赵青说。
赵青的室友是应届生，2019年从德国毕业回来，怀着一个北漂的梦想，疫情后就离开了。她们只相处了三个月，关系平淡到连微信都没加。室友走后的一天，她看到从空房间门缝里透出一缕阳光，而室友早就走了。
“还是挺感慨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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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离开的室友背后，是一部分年轻人正在离开一线城市，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最近几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不断下降，对年轻人极富吸引力的互联网行业也进入调整期。年轻人要做出自己的选择，而疫情加速了这个过程。
根据一份报告，往年春节后是租房旺季，但疫情期间租赁企业经营负担加重，自如管理的100万间房源，受疫情影响平均多空置15天。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北京住房租赁市场的交易也开始恢复。2020年4月份，北京市租赁总体成交量环比上涨了48%，但是并未达到2019年春节后的最高水平。还是有人选择搬走了。
当室友突然离开，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不舍、惋惜或者毫无感觉——这与他们亲密与否无关——而是首先想到自己。尽管28岁的孙畅因为室友的离开大哭了一场，但她诚实地告诉我，室友提出要走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有一天会不会也像她一样离开”，随后才是伤感和挽留。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她刚下班，躺在床上刷微博，这是一天紧张工作之后为数不多的放松。她的门没关，室友刘歆突然走进来，对她说，“我想跟你说个事情，”孙畅心里“咯噔”一下，“我可能想要回家了。”刘歆说。孙畅不知该怎么回应她，这是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仔细想想，却并非不合情理。她试图挽留，并提出一系列现实的问题，但刘歆总能反驳：“我在你这个年龄，也是这么想的。”孙畅没话说了。
不管什么原因，当他们再次踏入室友的房间，总归会生出些莫名的情绪。5月7日，刘歆离京那天，孙畅少见地不需要加班，却在公司捱到12点，才回到那间距离团结湖地铁站几百米的小两居。她鬼使神差地走进室友的房间。和孙畅向来只把租住的房子当成“睡觉的地方”不同，刘歆是个注重生活细节的人，她的化妆台满满当当，桌子上摆着泡泡玛特的小玩具，茶几下还常年放着一堆零食。与她同住的，还有一只名叫“Jingle”，眼睛像铃铛一样又圆又亮的小博美。
仅仅过了几天，这里只剩下一张桌子、沙发，和一张孤零零的床垫，像是从来没人住过。那天，孙畅独自坐在沙发上刷了会儿微博。隔壁老大爷家的老式挂钟在整点响起，“铛、铛、铛”，像是某种倒计时，又像在催促她决定似的。
2
人们天然以为生活一定越来越好，长久以来，事实的确如此，而困难只是暂时的。年轻人抱着自我实现的目标来到这里，渴望得到机会，事业上获得认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他们总是这样说。
当绝大多数毕业生还懵懵懂懂时，路源的室友就奋不顾身地来到北京，一头扎进电影行业。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工作，虽然每月只有5000块钱工资，房租也只能向父母伸手。她们租住在传媒大学附近的两室一厅里，屋子里的家具很旧，衣柜把手上插一根筷子才能合上。
在路源看来，她身上有股让人羡慕的热情，一种为了梦想不顾一切的执念。她因此拒绝过很多机会，比如回老家天津考公务员——这是父母给她安排好的路线。留在杭州的大学同学也不止一次劝说她回去——那里有她熟悉且舒适的气候、密布的互联网公司，还有交一年社保就能拿到的户口。这些都很好，却唯独没有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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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对于路源来说，室友的功能并不仅仅是分摊房租。她们在同一个屋檐下迎接不同的战斗，战争的烈度大抵相似，于是生出不同于朋友或家人的另一种亲密关系。她们两人是大学同学，同样是26岁，从大二去上海实习时就住在一起。路源脾气火爆，室友却温和得多。秉性不同，平时相处却说不出得融洽。“她是我的半个支柱”，路源说。
2019年6月之前，路源和室友两人租住在一室一厅里。室友做电影宣发，经常加班到12点才回家。路源睡得早，室友为了不打扰她，经常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还有一次，路源大晚上接到领导莫名其妙的需求，在沙发上整夜改稿。第二天室友起床，看见她还在改，或许也是一种安慰，随口骂了一句：“你们领导是个傻x吧！”路源心里的委屈突然爆发，靠在沙发上哭了很久。
最初的梦想有多美好，热爱有多真挚，故事发生转折时就有多残忍。或许身在其中的人无法自觉，但在旁人看来，“惋惜”是一定的。直到室友说已经在准备公务员考试时，路源依然无法相信她真的要离开。“疫情期间公务员考试也考不了，想着她应该就回来了”，她想。但那间卧室一直没有等回它的主人，室友在微信上告诉路源，到五月底，她开车来收拾行李，“就感觉她坚持了很久的梦想，就那么放弃了”。
刘歆回忆起在北京工作的七年，虽然辛苦，但大部分时候，生活是蒸蒸日上的。她从事市场营销，工作努力，责任心强，这让她的职业生涯一路顺遂。看看她租过的房子就知道了：她最初租住在天通苑，和朋友两人睡一张床，后来自己租单间，又搬到北四环的惠新西街。2019年9月，刘歆搬到团结湖地铁站附近的小两居，和孙畅成为室友。这是她在北京租住的第五间房子。
这次搬家，同她在职业上的一次重大选择有关。即将迈入30岁时，她入职了一家知名自媒体人创办的电子烟公司，盼望这个风口能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起色。
最初，这个行业的状态并没有让刘歆失望。和她一样，或者比她更年轻的市场人满怀斗志，向前冲锋。“不能说是被燃起来了吧，至少是很兴奋。”她说。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电子烟行业在一夜之间倾倒。具体到刘歆所在的公司，是肉眼可见的离别。相熟的人一拨一拨离开，后来，公司整个市场部都被“优化”掉。
即便遭受如此挫折，刘歆也没打过离开北京的主意。北京，意味着另一种生活方式。刘歆喜欢这里的包容和公平。她在这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些还没得到的，经过努力也总会实现。提出要走的时候，孙畅问她，“你回家了还能这么随心所欲吗？还能过比较有品质的生活吗？你不会有落差感吗？”刘歆反驳了她，但孙畅觉得，这只是在附和想要回家的想法，“她不想走”。
她喜欢去鼓楼闲逛，也喜欢在三里屯跟朋友喝酒。毕业后，她选择留在北京的一部分原因是喜欢周杰伦，“说矫情点，就是能离他更近一些”。这么多年过去，身边留下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当年在周杰伦歌迷会认识的。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她的公司跟《中国好声音》合作，她还借着工作机会，在后台见到偶像，这可不是那些接机粉丝能有的福利。
但是，对于刘歆来说，这种生活是时候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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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是一个缓慢发生的过程，甚至长达几个月，唯独没有任何决定性的瞬间。我们无法用一次崩溃、一场痛哭，或者亲人间一通诉说思念的电话，描述人们做出离开决定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成年人的深思熟虑通常难以表露，或许是严峻的职场生活锻造了这种品格。
刘歆告诉孙畅要离开北京的消息时，这个念头已经在她心中盘桓数月。准确地说，是从过年回家开始的。她察觉到，父母一边老去，一边盼着她回家；和老家的朋友聚餐时，他们也劝她，索性回家算了。看着朋友们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些成立了家庭，进入人生的新阶段，她也难免怀疑自己的选择，感觉“这样其实也挺好的”。
但对于那时的刘歆来说，现实还不足以构成决定性的压力。她对自己有信心。这源于她在这座城市长期的打拼和积累，无论资源、人脉还是个人能力，她并不觉得自己比同行逊色。
那家电子烟公司的故事结束后，她没急着找工作。先和朋友去马来西亚玩了一趟，在吉隆坡待了一周，这是早就约好的。回国之后，又马不停蹄和各种朋友约北京周边游。手机里的招聘APP从没打开过，也没拜托朋友帮忙留意合适的职位。这段时间，互联网行业不断被爆出紧缩开支，但外界的喧嚷似乎与她无关，反倒因为没有工作挂心，玩得十分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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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非对今年的就业市场没有预估。事实上，为了早些回归职场，刘歆2月1日就回到北京，开始着手找工作。但难度超出了她的想象，甚至让她觉得有些“奇怪”。她优化了简历，在招聘网站上“海投”，也请朋友帮忙推荐。最初，招聘网站上显示的进度条能稍稍给她一些安慰——投递进度60%——在往常，这意味着简历已经到达面试官手中，以她的履历，拿到面试资格不是什么难事。但之后，进度条一直卡在“转入人才库”环节，除此之外，她甚至连猎头的电话都没接到一个。
疫情之中，每家公司都以最低能耗应付最基本的需求，用人市场的标准随之水涨船高。这期间，在朋友推荐下，刘歆得到一家著名互联网公司的面试机会。她悉心准备，对答如流，感觉自己表现得不错。面试结束后，她立马跟几位朋友复盘，复述了HR的问题和自己的回答，朋友都觉得挑不出什么毛病，但之后依然没有回音。
在一段时间里，找工作或许会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头等大事。尤其在今年，这并不容易。根据互联网招聘网站拉勾网的数据，在疫情浪潮影响下，销售和职能等进入门槛较低的岗位首当其冲，而相对专业性较高的职位失业率较低。另一个故事是，前程无忧被证实关闭11个城市的办事处，遣散员工，那些平时帮人找工作的人，此时要自己找工作了。
当现实无法改变的时候，有人倾向于从玄学角度寻求解释。一位懂风水的朋友告诉刘歆，不要用上一位住户用过的东西（上一个在这里住的姑娘，也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离开了），特别是那些能留下对方气息的。为此，刘歆新买了一张床垫“破风水”。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她已下定决心离开。后来，这张床垫成为她送给孙畅的临别礼物。
对于那些满怀热忱，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失去工作并不可怕。但疫情让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原本的生活究竟建立在什么上。室友告诉路源，她终于“看清了这个行业有多脆弱”。至于自己，只是一个庞大工业上的螺丝钉，“随时都可以被人替代”。
以前，她从未抱怨过已成常态的加班，即便周末，也会利用零碎时间处理工作，买书学习。她并非没有看到行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稀薄的空间。但对于一个眼中永远放光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2019年5月，她离开了那家充斥着“宫斗戏”的电影公司，去到一家综艺制作公司从事营销岗。她说，这是为了积累资源，“曲线救国”。她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回到电影身边。但过去的几个月，她眼睁睁看着影视公司一家家倒下，即便是电视综艺，也在快速收缩、裁员，往常的热火朝天一去不复返了，她需要抓住一些更坚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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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活在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和对未知的巨大疑问里。至少在孙畅看来，对于回家这件事，刘歆的纠结和反复是不言自明的。她能从对方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者细微的言辞中，嗅到难以割舍的情绪。作为从不羞于表达感情的人，那些天里，孙畅却刻意回避室友要离开的话题。直到刘歆登机前，孙畅给她发微信，“Jingle不会觉得自己还在遛弯吧？可能晚上就要回家了。”
刘歆没有回复。
内蒙古通辽距离北京七百多公里，坐飞机不到一个小时，还不如一些北漂的通勤时间长。这里是刘歆的家乡。“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那些离开的人总是这样安慰朋友。但每个人都清楚，他们的生活即将分割成两条平行线，朝着不相交的方向绝尘而去。
虽然年后刘歆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但孙畅觉得，那段时间她简直比自己上班还要忙。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见三拨朋友。朋友们听说她要离开的消息，比听到任何大新闻都要震惊，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在临行前见上一面。这种热情让刘歆感到惊奇。不过也可以理解，他们互认是同行者，现在有人要朝另一条路走了，通往的是不同的目的地。
虽然孙畅小心翼翼地不提及关于离开的话题，但她们都明白离开的日子将近，更明白这次离别意味着什么。5月7日，刘歆临走那天，孙畅请了半天假陪她。最后一餐，她们点了一家雁舍的湘菜，还有一只叫花鸡，都是平时爱吃的。吃完饭，孙畅和刘歆抱着Jingle，在沙发前拍了张合照。孙畅说，“我们抱一下吧”。刘歆眼圈泛红，她不是个善于表达情绪的人，转过头不看她，说“你赶紧走吧，上班迟到了，赶紧走”。
平时大大咧咧的孙畅倒是没哭。下午两点还有个会要开，她急忙往公司赶。到了公司，一位同事问：“你把你家狗送走了呀？”这一下，孙畅绷不住了，当着领导和同事的面哇哇大哭起来。那时她突然想到，经此一别，不管是人还是狗，以后可能很难再有交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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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选择离开还是继续留下，勇气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让刘歆难受的是离开这件事本身。“一睁眼你就已经在另外一个城市了，跟北京这个城市告别了。”她说。算上读大学，刘歆已经离开家十一年。于是家变成她每年两次，定期歇脚的地方。有一次，她开车在那座小城里闲逛，却感到十分陌生，就像出差去一个从没去过的城市。“变化太大了，完全不知道这是哪儿”，她说。
回到老家，整理行李的时候，她看见朋友从新西兰给她带回的冰箱贴，她属羊，冰箱贴的造型也是只羊，接到朋友的电话，难免又触景生情了。刚一回去，老家的朋友就拉着她去喝酒，认识新朋友。她要为新生活做准备了。
回北京后，路源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她觉得落寞极了，“感觉自己像个怨妇一样”。这段时间的工作并不清闲，但稿子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反倒是把豆瓣9分以上的电影都刷了一遍，或者翻箱倒柜，一遍遍整理箱子。无论如何，她必须学会一个人生活了，这意味着独自战斗，对抗烦恼或无聊。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这并非虚假的乐观，而是对生活的重新理解。路源想到几年前，她和室友一起在上海租房实习的那段时光。因为公司实行淘汰制，室友提前离开了。临行前，她们在街边吃了顿小龙虾。那天晚上，她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落泪。
几年时间过去，再次面对离别，路源觉得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她对室友的离开感到欣慰。这并不意味着失败，或者其它什么让人羞愧的事。事实上，她也已经决定要过另外一种生活。等海外疫情过去，她准备去泰国当一年中文老师，然后找找机会，去其它国家游荡一番。她觉得自己还年轻，至于再往后的事，就到时再说。
孙畅依然没日没夜地忙，她找到了新的室友，空房间再次被新的生活气息和希望填满。但在她们的关系没达到朋友状态之前，这个家暂时又回归到她“睡觉的地方”。不过还好，刘歆留给她的床垫很舒服，比之前的软多了。回家倒头睡去之后，第二天醒来，还是要元气满满，继续战斗。
*文中孙畅、刘歆、路源、林瑶、赵青为化名，本文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出品人 | 杨瑞春  主编 | 王波  责编 | 金赫  运营 | 迦沐梓 朱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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